今年，静安、长宁、杨浦、松江、奉贤、崇明6个区将率先实施全体居民家庭“一严禁、两分类、一鼓励”，即严禁有害垃圾混入其他生活垃圾，日常干、湿两分类，鼓励资源回收。到2020年，上海所有区都要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90%以上的居住区垃圾分类实际效果要达标。

　　在这场“垃圾革命”中，怎样才能确保“一分到底”？从源头的投放，到中端的收集、运输，再到末端的处理，还有哪些“拖后腿”的地方？垃圾分类如何“进课堂”、“进家庭”，又如何从“盆景”变成“森林”？

　　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张文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尹良富，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博士赵唯伊，围绕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等话题与本报记者展开了交流。

　　干、湿垃圾“两分法”是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看上去容易，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既然决定进行垃圾分类，不如一次性把工作做透，告诉居民什么是厨余垃圾，什么是干垃圾，最终是掩埋还是焚烧？焚烧的话，会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解放周一：各位居住的地方目前有没有实行生活垃圾分类？

　　尹良富：我所居住的小区，早在2012年就开始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这在国内应该算是领先一步了。

　　一个切身感受是，垃圾分类减量的指导工作必须有持续性。比如，试点初期，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带动下，小区居民的参与热情比较高。但大约半年后，垃圾二次分拣员嫌报酬太少，辞职不干了，此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员。没有分拣员的帮助，小区居民投放垃圾慢慢又回到不分类的状态。

　　这首先是居民的问题，很多人不能按照要求持续进行分类。同时，居委会也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

　　我所在的小区，不少居住人员是流动的。进进出出的租客，有些缺乏垃圾分类的意识，甚至还有人连把垃圾投进垃圾房、垃圾桶的习惯都没有养成。对于这样的情况，出租房屋的业主其实是有责任进行提醒的，但不少业主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居委会人员有必要跟进，提供垃圾分类的指导、教育。

　　解放周一：现有的垃圾分类标准，主要包括干、湿垃圾“两分法”和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四分法”。二者是不是各有千秋？

       赵唯伊：个人认为，“四分法”更值得在上海推广。“两分法”实际上是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后续还要由专人来分拣，才能真正达到垃圾分类的目的。

　　尹良富：既然决定花精力和时间来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和减量，那不如一次性把工作做透，告诉居民什么是厨余垃圾，它的去向是哪里；什么是干垃圾，最终是掩埋还是焚烧；焚烧的话，会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还有哪些是可以回收再生的资源物，哪些又是有害垃圾。

　　“两分法”看上去容易，但操作起来也不简单。居民会产生更多的困惑，如厕纸该扔到哪里去、电池和塑料瓶可以放在一个垃圾桶里吗？对后续处理来说，一旦居民随手把有害垃圾丢进需要掩埋处理的干垃圾中，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解放周一：有人可能会抱怨，家里空间不大，摆不下这么多垃圾桶。

　　赵唯伊：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垃圾桶设计上下点功夫。这里，介绍一种不占空间的三段式多功能垃圾桶。

　　它是上下叠放的抽屉式垃圾箱，左右两侧还有几处可挂垃圾袋的钩子。拉开“抽屉”，最下面那个大一点的桶放塑料类垃圾，中间的放湿垃圾，最上面的放其他废弃物。两侧的钩子通常可挂装空牛奶盒和废纸袋。

　　解放周一：正确识别垃圾类型有什么诀窍？在产品包装上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些准备？

　　尹良富：最直接的做法是，相关部门制作一张带有磁性的清单式垃圾分类板，让每个家庭贴在冰箱门上。遇到疑问时，居民可按图索骥进行分类。

　　同时，厂家、商家也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如在产品包装上印刷垃圾分类投放的提示标语。为此，有关立法工作需要及时跟进，推动减少华而不实的“过度包装”，鼓励印刷准确、醒目的垃圾分类投放信息。

　　“净菜入城”可减少厨余垃圾

　　研究显示，“净菜入城”可以减少20%的厨余垃圾。有关方面是不是可以提供补贴、普及无害化技术，指导农民在田间地头将不能食用的菜皮、结节直接清理并用于堆肥，再把经过保鲜处理的蔬菜运往各大菜市场销售

　　解放周一：按照规划，申城到2020年底将基本实现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居民区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上海为何如此重视垃圾分类？

　　尹良富：垃圾分类，是城市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中国早在2000年就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率先试点。但坦率地讲，实行十多年来，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其实，垃圾分类和减量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日本用了20多年，才形成全民参与氛围；德国把垃圾分类当成一项系统工程，大约40年才见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要在2020年实现垃圾分类的目标，挑战不小。

       解放周一：数据显示，上海的日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能力为2.3万多吨，距离2020年的目标有近1万吨的缺口。面对这一差距，我们可出台怎样的对策？

　　赵唯伊：据我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垃圾处理方式所引起的。中国不少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依靠填埋，而填埋所需的空闲土地越来越少。

　　要破解这一“痛点”，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强制垃圾分类，增加资源的回收利用；另一个是引进高效垃圾焚烧炉，增加垃圾处理渠道。

　　研究证明，焚烧应该在垃圾处理上占更大的比重。经过焚烧后的垃圾体积变小、重量变轻，有的还可以作为肥料来使用。在国外，只有不能焚烧和资源再利用的垃圾才能选择填埋。

　　尹良富：垃圾处理牵扯到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但我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不全面实施“净菜进城”方式，以减少厨余垃圾排放量。

　　研究显示，“净菜入城”可以减少20%的厨余垃圾。为此，有关方面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补贴、普及一些无害化技术，指导农民在田间地头将不能食用的菜皮、结节直接清理并用于堆肥，再把经过保鲜处理的蔬菜运往各大菜市场销售呢？

　　解放周一：“硬件”到位后，“软件”也要补齐。但坦率地讲，面对垃圾分类，还是有不少市民表示“分不动”、“没空分”或者“不高兴分”。

　　张文明：这里的“硬件”不是单指垃圾收运及处理等设施，还包括从法制环境这个前端硬件入手来解决如何抑制垃圾产生。实践证明，建立系统的细分类法律很重要。

　　例如，日本到目前为止已建立近20部法律来规范垃圾问题。其中，近20年就相继出台了7部法律，核心思路是从源头上抑制垃圾的产生。在此基础上，再来进一步讨论市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及行动这个“软件”。

　　可以说，在垃圾投放这个问题上，难免存在“匿名便利”的心理。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前期，不少市民也不把垃圾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但是，两个著名事件使得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一个是“东京垃圾战争”，一个是“水俣病事件”。

　　前者是因为垃圾处理厂的建设，东京都杉并区居民与作为垃圾堆放场的江东区形成尖锐对立；后者的历史影响更是众所周知，民众认识到保证生活质量的发展才是有意义的。由此，日本社会着手解决两件事：一个是信息公开，一个是公众参与。

　　信息公开主要是以市、町（相当于街道）、村为单位公开本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垃圾种类、垃圾量、垃圾处理费用等。在公开的基础上，建立市民垃圾分类及处理委员会（包括专家、学生、家庭主妇）、市民垃圾非法投弃监督员、市民垃圾对策提案委员会等。滋贺县长浜市的一项记录显示，该市各种垃圾处理问题的活动每个月有40次之多，差不多一半市民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垃圾问题讨论。

      尹良富：对闵行区古美街道、梅陇镇等20多个小区进行的实地调研显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居民自觉自愿地遵守规则、不折不扣地执行规则，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排放。

　　我曾对日本东京都国分市进行过相关调研。登录该市官网，可以看到1300余种废弃物品的“分类辞典”，并对应“可燃、不可燃、资源、有害”等归属进行列表，以供居民在分类时进行参考。居民按照标准分类后，还需要依据约定的垃圾收集日历进行定时、定点投放。如果错过时间，就只能乖乖地拿回家里；家具、修剪树枝等大型垃圾，还必须付费申请搬运。对违法排放的惩罚也是比较严厉的，违法者不仅会收到罚单，而且会被周围邻居“看不起”。

　　可见，一个好习惯的养成，不仅需要“有心人”的积极参与，而且有赖于相关部门开展细致的指导工作。要把“分类减量”落实到每一个家庭，让“麻烦事”变成“分内事”，甚至要让人真正体验到什么是“人眼可畏”。

　　街头垃圾箱应当逐步减少

　　日本街头垃圾箱减少只是近10年才出现的事情。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政府在垃圾处理上的开支。对上海来说，街头垃圾箱也应当逐步减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过多的垃圾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鼓励产生垃圾以及随意丢弃垃圾

　　解放周一：据说在日本，一个矿泉水瓶要扔三个垃圾桶。如此烦琐的步骤，日本人是怎样执行到位的？

　　赵唯伊：在日本，一个矿泉水瓶确实要扔三个垃圾桶。如果是茶饮的话，还要用水把瓶冲洗干净才能扔掉。由于从小就认识到资源再利用的重要性，这样做日本人并不觉得麻烦。

　　关键在于，日本把环保理念贯彻到了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在日本的“社会”课本中，从吃饭产生什么垃圾到这些垃圾运往何处，又是怎么处理的，都有详细讲解。同时，还强调如果不处理这些垃圾就会危害人类的生存，等等。

　　作为“社会”课程的一环，学校会带领三年级的小朋友到垃圾处理厂去参观。在那里，孩子们会见到各个种类的垃圾，看到垃圾处理流程的录像，从而能更深切地体验到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性。

　　张文明：实际上，这样的回收过程可以说是回收企业和生产企业基于利益而精心设计的准营销手段。企业会与地方行政机构合作，在便利店、自动售货机周边分别设置对应饮料瓶、瓶盖、包装塑封的透明回收篮。

　　一方面，它利用了人们对色彩的敏感度，使得分类更加容易操作——三个回收篮分别是五颜六色的瓶盖、洁白的瓶体、花花绿绿的塑封。另一方面，它利用了人们的从众心理。同时，要确保这一点，一个重要前提是减少垃圾箱的设置，从而让人在投弃饮料瓶时只能找到这种“一分三”的投弃渠道。

      解放周一：说到公共场所减少设置垃圾箱，很多去过日本旅游的人有一个同感：日本的街道很干净，却很难看到垃圾箱。这是为什么呢？就上海而言，公共场所的垃圾箱数量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赵唯伊：在日本街头减少垃圾箱设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政府在垃圾处理上的开支。日本不提倡在路面设置垃圾箱，但会相应增设“请把垃圾带回家”的提示牌。

　　张文明：日本街头的垃圾箱也不是一直这么少，垃圾箱减少只是近10年才出现的事情。好在，日本市民对此表示“非常赞同”。很多地区甚至明确，公共场所丢弃垃圾是违法的，包括投弃烟头。

　　对上海来说，我觉得街头垃圾箱是应当逐步减少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过多的垃圾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鼓励产生垃圾以及随意丢弃垃圾。

　　解放周一：但也有人提出，即便认真按照标准进行垃圾分类和投放，环卫工人最后还是会将它们混在一起倾倒运输。

　　尹良富：现实中，确实存在“一股脑”倾倒垃圾的现象。改变这一现象，比较好的办法是提倡清运车辆分时段进行清运。比如，早晨清运干垃圾，其他时段处理厨余垃圾。但是，这可能会增加一些运输和人力成本。

　　就现阶段而言，建议有关部门明确“二次分拣”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地位，合理核定和发放分拣劳动报酬，适度提高分拣工人的收入水平。同时，小区内垃圾桶可套上依据垃圾分类不同而相应设置的不同颜色的塑料袋，便于保洁员清理。

　　不能只寄希望于“严罚”

　　收费是否是“利器”，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如何确定每一户家庭的排放数量？是按户籍人口还是按实际居住人数？对于个体，还是要以鼓励为主。例如，是否可以补贴家庭购买生鲜垃圾处理机，来推动厨余垃圾直接转化为花肥等

　　解放周一：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制度，实施分类垃圾和混合垃圾的差别化收费政策，是推进垃圾分类的“利器”么？

　　赵唯伊：在日本东京都立川市，2007年以来人口年年增加，但垃圾总量年年减少。这是因为，2013年末，立川市实行了垃圾回收收费政策，扔资源垃圾以外的垃圾要买专用垃圾袋。

　　收费虽然不高，却使人们更加注意垃圾分类和减量。比如，厨房垃圾有可能带水，焚烧时会消耗更多能源，因此政府提倡“在扔之前再挤一下水”。收费以后，大家就很自觉地“再挤一次”。

　　尹良富：收费是否是“利器”，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如何确定每一户家庭的排放数量，是按户征收还是按人头征收？按人头征收的话，是按户籍人口还是按实际居住人数？这牵涉公平性的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试点进行垃圾袋分发，由此建立家庭垃圾投放跟踪机制。每个垃圾袋表面印上这个家庭的独特编号或二维码。有关方面定期抽查，并根据结果对做得好的家庭实施奖励。

      解放周一：也有人建议，要像抓交通违法整治、特定区域禁燃鞭炮那样，对不按规矩投放垃圾的人给予惩罚。

　　张文明：这一建议，操作起来其实是有难度的。通常来说，罚款较适用于经营性单位；对于个体，还是以鼓励为主。但鼓励措施需经过仔细研究，要广泛听取市民意见。例如，是否可以补贴家庭购买生鲜垃圾处理机，来推动厨余垃圾直接转化为花肥等。

　　尹良富：在垃圾分类处理的推进中，针对“明知故犯”者，眼下是缺乏强制限制措施的。建议组建由市容执法部门、街道、居委会和志愿者多方参与的社区垃圾分类和减量指导、监督团队，作为一项固定工作模式坚持下去。

　　赵唯伊：对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补充介绍一个“日野模式”。日野市位于东京都多摩地区，是一个有着17万人口的卫星城。为了确保垃圾减量的长效机制，该市专门成立了行政部门和市民的互动组织——“推进垃圾减量市民会议”，每月第2周的星期四晚上开会，居民可自由参加、互通信息。

　　2006年3月8日的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个是政府部门通报年度垃圾产生量预测情况、召开废物减量推进人员研修会，另一个是介绍居民自带购物袋的情况及其他城市购物袋收费制度实施状况。

　　研究这一模式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政府部门应该持之以恒地展开普及说明和劝导工作，而不能只寄希望于“严罚”。

　　解放周一：垃圾是废又是宝。在垃圾资源化利用上，又该如何发力？

　　张文明：坦率地讲，垃圾资源化利用需要政府的补贴，需要打造“限制垃圾产生—政府补贴回收企业—回收企业参与商品设计”的循环过程。

　　赵唯伊：可回收利用的垃圾中，塑料占比最大。为此，可兴建更多现代化垃圾处理厂，确保塑料垃圾得以循环利用；可鼓励和支持相关企业设立资源再利用部门，明确“自家产生的垃圾由自家处理”，让企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此过程中，有必要提高垃圾处理、利用设施的环保标准，并建立环境补偿制度。

　　解放周一：在人与垃圾的关系上，长远来看是不是应该提倡一种“低欲望”的生活态度？

　　尹良富：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相继颁布两道敕令：一个是规定法语为官方语言，另一个是禁止市民在街道倾倒垃圾。前者针对精神层面，清理的是“不雅”的词句；后者针对物质层面，清除的是“不干净”的城市垃圾。

　　这一历史事件颇有象征意义。只有全社会真正行动起来，我们的垃圾分类才不会只是打造一两个“样板小区”，才能推动垃圾分类从“盆景”变成“森林”。

　　张文明：“低欲望”的生活态度不是靠提倡就能做到的。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对此有过深刻论述：“低欲望”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生命历程及生活阅历使然。个体的欲望千差万别，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总的来看，还是应该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应该通过教育和宣传让人们认识到垃圾的危害，认识到垃圾问题不是他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建议“消费降级”，不如讲透垃圾问题的严重性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让人们真正理解垃圾分类的积极作用。